文:郭志榮宣教師

腓利門書是保羅書信中最短的一封書信，是他寫信給腓利門的私人信件。表面看來，保羅要替阿尼西謀-一位從腓利門家中逃走的奴隸，卻遇上保羅並因而信了主-向腓利門求情。保羅把信交給阿尼西謀，讓他回去並把信親手交給腓利門，希望腓利門收納這位出走了的奴隸。有人因此提出疑問，保羅是否維護不公義的奴隸制度。

當時有不同種類的奴隸，有的待遇好一點（如皇室奴隸），有的命運極之悲慘（在礦場採礦的奴隸），但總的來說，當時的人視「奴隸」為一件「生產工具」。亞里士多德甚至把兩者等同起來：奴隷就是「有生命的生產工具」，而生產工具則是「沒生命的奴隷」。若仔細閱讀腓利門書，我們會發覺這封信並非只是一封求情書，它的主旨是勸勉腓利門，要實踐保羅有關「愛」的教導，把原來按「生產工具」來理解的奴隸關係，轉化成為由「基督的愛」主導的弟兄姊妹關係。保羅的勸勉，示範了福音的信息如何向社會固有的信念，作出根本性的和有力的挑戰。

早兩個多禮拜前收到我們北印度總監督莊米高牧師（Pastor Michael John）的電郵，要求大家為北印度受水災影響的村莊禱告，當中有一張照片令我印象深刻。照片中莊米高牧師的太太羅沙琳（Rosaline），正向一班村民講解聖經，聽道的人當中有男有女。後來從差傳部部長迦德立主教口中得知，羅沙琳本身是瓦拉納西教會的牧者，也經常在教會中講道。

女性在印度社會中的地位一向相當低，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在2012年底的一篇報導，引述湯森路透基金會（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）下設機構（Trustlaw）的一份報告，將印度列為「婦女境遇最差的國家」，女性社會地位低下，而針對婦女的罪行有增無減，尤其在北印度。

理論上，印度有法律保障市民有平等權利，包括女性。印度在脫離英國獨立時，亦廢除了他們的「種姓制度」。然而，「種姓制度」把人分等分級的觀念，仍然在印度人民心中根深蒂固，並沒有跟隨法律制度的改變而消失。女性的地位比同階層的男性低，若她屬於所謂賤民階級的，她的境況更為堪虞。

就在一個對女性充滿輕蔑的社會中，一個女性能以牧者的身分，在男女會眾面前宣講神的話語，雖然印度其他宗派也有按立女牧師的例子，但這仍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。

當然，我們不應該對一張照片作過分的解讀，但我深深相信，當福音豐富而完備的信息被正確地傳講時，這信息是充滿神的大能的，能產生一個更徹底、更深層次的更新和轉變。它從根本地挑戰着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，使人降服在神的主權下，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情。人的本性被更新，命運被扭轉，社會環境也從最根本的地方出現變化。